八月

去年第53届金马奖的时候，对于《八月》被评为最佳影片，我是有一份诧异的。《一路顺风》和《再见瓦城》是台湾的小成本制作，我还没有机会看过，暂且不提，但《我不是潘金莲》是名导冯小刚近年来最好的作品，不仅在国内上映后口碑不错，在国际电影节上亦有所斩获，而《树大招风》则是杜琪峰的银河映像20周年献礼的作品，不仅意义非凡，质量也有目共睹。在这样群雄环绕的情况下，《八月》作为一位新人导演的处女作竟然能够脱颖而出，摘得头魁，无疑是让人感到意外的。

不过今晚参加了《八月》的看片会活动后，我才明白《八月》在金马奖上的大放异彩绝对是实至名归。

其实从题材上来说，《八月》和入围金马奖的其他两部重量级作品都存在相通的地方，它与《我不是潘金莲》一样，都是聚焦于中国社会中的具有代表性的现象，又与《树大招风》一样，都是讲述时代的变迁对个人和群体造成的巨大影响。可以说，光从题材上来讲，表面上看起来格局更小的《八月》，其实拥有着更多的表达潜力。

另一方面，在故事风格上，相比《树大招风》的凌厉和《我不是潘金莲》的荒诞，《八月》选择了一种最“润物细无声”的叙事方法。就像看片会当场的一位81年出生的朋友谈到的一样，对于那一代人来说，很可能看完《八月》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触，因为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，就像是自己拿着一部摄像机，回到儿时，偷拍着自己的小伙伴一样的真实，我想这恰恰是《八月》这部电影最特别的地方——它独特的质感。

黑白的画面不仅给影片带来了更加显著的年代感，而且也与影片微妙而克制的叙事相得益彰。事实上，关于《八月》这部电影所定位的94年——国企改革和下岗潮的年代，我虽然是90年出生，但依稀还有那段年月的记忆。那是一个迷茫而激流暗涌的年代，我父亲的厂子也曾经历改制的阵痛。我至今还记得父亲所在的工厂改制的时候，父亲总有整理不完的文件和写不完的材料，那也是一个炎炎的夏日，父亲搬到隔壁邻居闲置的小房里，没日没夜的工作。湖北的夏天潮湿而闷热，皮肤上溢出的汗水大多赖在身上不肯蒸发，全身粘乎乎的，要多难受就多难受，父亲就在没有电风扇的小房里，下了班之后还头晕脑胀地工作着，直到工厂改制完成。然而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父亲这样能够安然度过这个阶段的。那个时候，下岗后意志消沉的，夫妻反目的，甚至自寻短见的，比比皆是，而下海经商的，有的一夜暴富，衣锦还乡，自有一番游街炫耀。大人们不愿对小孩子说这些事，可并不知道对小孩子来说，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比唐诗好记多了。

下岗潮的年代，是新中国剧变的年代，也是很多人和家庭伤筋动骨、流血割肉的年代，它的真相其实远比《八月》中所叙述得更加残忍也更加晦暗。按理说，《八月》的导演张大磊完全可以更多地触及这个更加尖锐的方面，而从这个角度挖掘题材也显然更能“抓住观众”，也使得影片更具关注度和话题性，但张大磊导演没有这样做。这恰恰是我最喜欢《八月》这部电影的原因。影片的海报上写着“留住好时光”，其实当我们回首往事，那些伤痛往往会在长年久月的愈合之后变得越来越模糊，模糊到只剩下一条线一样细的淡淡的忧伤，而美好的回忆则回想陈年的老酒一样愈发迷人，而这，就是“留住好时光”，就是电影《八月》的独特气质。影片从孩子的视角来叙事那个年代的故事，就不会使影片动辄情绪过盛变成干瘪的抱怨，这正是导演匠心独运之处。

影片中对年代细节的还原也是相当真实，由点及面，尽显主创的用心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片中出现的由哈里森·福特主演的电影《亡命天涯》正在上映，而这部电影，正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引进的好莱坞分账大片，引起了观影狂潮，当时一张票的定价本来为相对来说已经很高的15元，但有的城市一票难求，竟然炒到了50元，这部电影也在全国创造了2500万元的票房奇迹，在中国电影产业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。导演特意选择这部电影在自己的影片中露脸，也可见细心之处。

可能有的人在了解到《八月》的题材后，更加希望电影对当年国企改革中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做一番批判，才会更加觉得过瘾，但就像我曾读过的一本名叫《失落年代》的书中说的——“有深度的批判你可能看不懂，廉价的批判也根本没必要”。《八月》这部电影真正传递给我们的，不仅是对我们的父辈的一份敬意，更加是一种温柔而乐观的生活态度，教会我们如何看待往事，也教会我们如何面对未来，如何留住好时光。